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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寇铁蹄下的童年生活
来源:温州日报 发布时间:2016-12-30 15:46:27 编辑:国佳 字体:

  “七七”事变,我国爆发全民抗战时,我还是母亲襁褓中牙牙学语的婴儿。当蹒跚学步时,就听惯了隆隆的敌机盘旋声和震天动地的爆炸声……尽管那时我还是不谙世事的孩童,所吃过的苦头却数不清,道不尽。

  先说我的家庭,祖辈贫苦出身,老家在宁波慈溪,祖父跟宁商杨正裕,于清光绪年间来温开设“五味和”蜜饯店,是一位老伙计。父亲韩宝仁,年少时跑码头,后成为温州至上海客轮上的水手,收入不菲,靠他一个人养活八口。我有两个哥哥,三个姐姐,我最小,生活还算过得去。可发生了“八一三”事变,日本人侵占上海后,港口被封锁,客轮停开,父亲失去了工作,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。我3岁那年,13岁的大哥就去上海西装店当学徒,10岁的二哥沿街叫卖松糕、油条,后来去浴室替人擦背,三个姐姐因没钱念书,在家帮人家穿雨伞骨、踏冲床、制板刷、敲钉脑等杂活,按件计酬,时有时无,经常断档。原先干家务的母亲也因生活所迫,出去当佣人,一家人忙忙碌碌,仍难得温饱。

  我七八岁时,家中无钱供我上学,就与邻居穷孩子结伴到江边码头捡一些能烧火煮饭的小木板、废木料。还经常在严冬腊月里、起早贪黑跑好几里路,到西郊太平岭下寅火柴厂,购买廉价的火柴片,以解决家中“柴仓”。可物价飞涨,无钱购米,经常断炊,过着饱一顿饿一顿,有上顿不知下顿的穷日子,经常吃的是豆腐渣、番薯丝等杂七杂八的食物。而且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寄人篱下,人家说搬就得搬,生活穷困潦倒。父亲说:“就是长大拉黄包车(人力车),也得识几个门牌号码。”于是,从牙缝里省出了点钱,送我去养性小学读书。

  生活的艰辛,尚可勉强对付,日本鬼子的骚扰,更令人难以煎熬。从我记事时起,就知道日本飞机丢炸弹。一旦防空警报响起,大人们就赶紧叫我们躲在四方桌下,上面盖上一些破棉被之类,说是可以防炸弹,其实作用甚小。有玻璃窗户的人家还贴上“米”字形的纸条,以防玻璃碎片伤人。记得当时街道还挖掘防空沟,上面盖沙土,敌机来了,可临时躲避一下。我家那时住在朔门一带,离江边码头、仓库不远,那里是轰炸主要目标之一,三番五次地遭轰炸。一次,我偷偷地跑到门口,向天空仰望,只见日机像一只大鸟,在空中盘旋一回,就开始“下蛋”,那炸弹就像“铁汤罐”似的落下来。霎时,就可听到轰隆巨响,江边码头一片大火,吓得我急忙钻到桌子底下,全身直发抖。后来听说,东门码道炸死不少人,那些茶叶、烟草、桐油等准备外运的土特产全被轰毁,许多民房化为废墟,损失数百万元……

  抗战期间,温州先后三次沦陷,前两次在1941年与1942年,沦陷时间较短,我年纪尚小,印象不是很深,而第三次是1944年9月9日,我已10岁懂事了。听说日本人又打进来了,是从西边金华开过来的,全城一片惊慌,有钱的人家,乘船大包小包往城外跑,我家贫,拎起几件破衣和棉被,大清早徒步逃难。出城门,过新桥、旸岙,急走慢跑,一直朝西南方向逃,傍晚时分,到了与瑞安交界的桐岭山,暂时在一农户家里安顿下来。那时山里农民也很苦,我们倾尽所有积蓄,仅能买到一些薯丝、咸菜,甚至挖野菜糊口,度日如年,实在难以生存,不得不重返城区。此时,日寇想长期占领,成立了日伪政权。

  那时我家仍租在朔门小简巷,在长达9个月的沦陷期内,我以小孩的眼光,耳闻目睹了日寇一桩桩罪行。我家后面的白累德医院(今中心医院)被日军占领后,我经常看见他们在大院内用汽油焚烧战死的日本兵尸体(骨灰送回国),臭气熏天。一次,我家附近有一位姑娘,在光天化日下遭日军强暴后,含辱跳进瓯江自尽;日寇头目曾用指挥刀腰斩过路的磨刀师傅,一刀两断,还残暴地剖杀受奸淫的孕妇。此外,还听说日寇在翠微山脚挖坑,将受伤的抗日将士活埋;在五马街闹市区开设所谓“百乐门”娱乐场,设烟馆,开赌场,办妓院,从精神上毒化鹿城市民。

  这一桩桩、一件件日寇暴行,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,我从小就立志:好好学习,努力掌握知识与本领,雪耻国仇家恨。因而我的学习一直名列全班级、全年段之首。时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时,我刚满10岁,由于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,一时还难以恢复,后来又陷入了国共两党的生死决战,我家仍在饥饿线上挣扎。直到温州解放后,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,才扬眉吐气过上新生活。父亲后来凭自己的一技之长,参加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支前工作,尤其是渡海解放一江山岛表现突出,战后被上海港运局安排到港口码头负责理货工作,成为国家正式工人,有了稳定的收入。我小学毕业考入了温州二中,初中毕业时被报送到温州师范学校(速师班),后又分配到浙江省丽水林业学校(属林业部)担任专职团干。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,使我走上领导岗位。

  每当回想起苦难的童年,我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,永远不忘国耻,教育子孙后代永远跟党走。